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记者的一位朋友曾经抱怨，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你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做是落伍。
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
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讲他当年如何被北大边缘化，如何被忽视。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都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开始紧敲密锣地准备出国。在北大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
上帝也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击可谓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送着校园晚间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１同伴惊呼。
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北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宣布了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突然袭来，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
北大的这种“礼遇”，就是要让他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但当时，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逊。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儿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
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大家就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
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
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
“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预谋都能达到目标。无论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
上市真是救赎？
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
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上市一年多来，新东方改变了许多。新东方严格按照美国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员工投诉信箱、客户投诉信箱等。
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在于它的教学质量，并不在于每年学生增加了多少。”这就是矛盾，而且还难以平衡。“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其实，当初对于是否上市，俞敏洪一直都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规范企业，变身“贵族”；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由散漫惯了的“痞子”们，怎么受得了约束。
“上市之后，我的状态也一直不太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我其实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但现在为了别人的利益，必须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间越来越校”
个人英雄主义是他舍不下的情结。新东方成长至今，靠的就是这些老师一张张敢说的大嘴。现在成了美国上市公司，成了正规军，学会闭嘴后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东方的传奇色彩也逐渐淡化，变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采访中，老俞回答问题滴水不漏，谨慎小心，已不是那个曾经无所畏惧的“痞子”创业者。他身上那件写着“CUBA”字样的T恤，也许是他真性情的唯一流露。
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
上市能否实现新东方的救赎？还有待时间检验。
那个曾经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开始远去。也许这就是宿命。
点滴俞敏洪信念高于信仰
谈及信念和信仰，俞敏洪自有一套说法。他认为信念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力量。当内心有足够的信念时，就不一定需要外在的信仰。就像你在摇晃的公交车上,需要一个扶手来支撑你站立而不摔倒。有信仰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我本身就具备站稳的毅力，完全可以不需要扶手，这就是信念。在他心里，信念高于信仰。他说：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具备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念,会走得更加有力而稳剑
俞敏洪的三条路
俞敏洪给自己制定了三条路：第一条路，一直留在新东方，打死也不走，一直干到80岁；第二条路，慢慢从这个位子退下来，然后过轻松逍遥的日子，到世界各地旅游，写写读书笔记或者旅游笔记，像徐霞客那样度过后半生；第三条路，为穷苦孩子办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学。
他常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成长，即使现在什么也不是。但只要你是种子，即便被踩到泥里，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你长成参天大树以后，你能给人带来一片绿色、一片荫凉。你能帮助别人，即使人们离开，回头一看，你依然是地平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
记者观察
俞敏洪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记者以为，俞敏洪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传奇的个案，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挣扎与抗争。俞敏洪的“北大血统”，与他这个平民英雄形象形成的一种反差，也颇让人回味。
痞子精神与文人创业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话。许多人称他为“留学教父”、“教师首富”。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一句话却颇有意味：“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 痞子精神”。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
冯仑写了一本书《野蛮成长》，最近卖得很火。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状态，他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的成长，恣意的蔓延，霸气的扩张，好不快慰１
其实，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这种压抑之后的喷涌常常表现出一种痞子精神，一种无知无畏，不瞻前顾后，绝地求生的勇气和意志力；一种绝望后的放松，一无所有时的释然。
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但是，俞敏洪毕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师，怎么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头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种装着看透世界，自以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暴发户。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
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
“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一代“雅痞”真实地体现在俞敏洪，以及那一代下海的知识分子身上。
俞敏洪成功的反讽意义
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更准确地说是复杂。俞敏洪曾经被北大边缘化，甚至被踢了出来，但他没有逃离，他把新东方这个当今中国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机构办在了中国最优秀的公立大学旁边，两相对峙，相互提醒，隐隐地，让人感觉有些讽刺意味。如今，俞敏洪成功了，北大也经常请他去作演讲。
新东方的成功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讽。新东方的培训是靠非理性的出国热、英语学习热和应试教育(英语四、六级考试)发家的。徐小平自己都说，新东方上市意味着中国教育的失败。
其实，反讽的还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而是国人在打开国门后对西方的非理性向往。
新东方和俞敏洪，注定要和中国这段特殊的历史连在一起。
俞敏洪的“义利”观
俞敏洪的成功引发了一 个思考：老师与企业 家的角色冲突吗？作为一个“教师”商人，俞敏洪能否做到在老师与商人之间任意游走？他又将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师德道义之间取舍？
老师做企业家比较容易成功
《新财经》：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教育家还是企业家？
俞敏洪：这个问题比较落后，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问这个问题！(笑)其实这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中，不允许身份穿插的观念，好像做教师的就不能做商人，做商人的就不能教书。
《新财经》：但要实现身份穿插，思维方式上必然有区别，怎么调和？
俞敏洪：我认为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他们有两个优势。第一是他们通人性，理解人性需求。第二个是老师的道德意识相对比较强，他们不会犯很多道德问题。马云、严介和都是老师出身。
你不给学费，我肯定不给你上课
《新财经》：当学生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尤其是上市之后，您如何选择？
俞敏洪：学生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冲突，这个本身是个平衡问题，市场会自动平衡。如果学费收到学生负担不起，他们就不会来了；或者学生交了很多钱，我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学生不满意，这个钱就收不成了。
还有就是良心机制。不管你教得多好，都要衡量中国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这就是商人的良心问题，一个商人没有良心他就是黑心商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只要还保持那种做事为国为民，完美社会的想法，他们就一定是成功的企业家。
《新财经》：教授知识是一种商业行为吗？
俞敏洪：中国文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大家愿意知识共享。但不好的一面是不愿意给予知识创造者报酬，认为老师或者知识分子就应该免费传播。这可能是大家读《论语》的时候读出来的。孔子说，你来读书给我一捆肉就可以了，于是大家就认为孔子不要钱。其实算一算，那时候一捆肉很值钱的。孔子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教育家一定要有童心。孔子是少有的保持了自己童心和天真的教育家，所以，他很坦诚地说，你不给我东西我就不给你上课。我现在也是这么给学生说，你不给我学费，我肯定不给你上课。
《新财经》：据说您偶尔读《论语》，您怎么看儒家的“义利之辩”？
俞敏洪：义利之分要在某种场景下看。比如，冯仑做第一笔生意的时候，得了20万元回扣，他拿回来分了，取义舍利。所以，万通六兄弟分开了关系还是很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大。新东方也是这样，有矛盾了基本上都是取义舍利，这是新东方的核心合作者没有离开的原因。当然，除了散财还要散心，这样才能聚人。
新东方的今天、明天
上市是否意味着新东方就此走上了阳关道？众说不一。俞敏洪如何解读新东方的近忧与远虑？
《新财经》：新东方的成长与中国的应试教育背景紧密相关，如果国家政策变动，新东方怎么办？
俞敏洪：我相信政策只会越变越好，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只会更大。要出现政策性的危机，可能也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内的。比如“9·11”、“非典”等。
《新财经》：新东方的业务基本在中国，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美国人。您如何让海外投资人认同新东方在中国的游戏规则？
俞敏洪：我们的规矩都是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来制定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游戏规则融了进去。我们的团队都是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能很好地融合中西方文化，没有沟通障碍，至少不会出现同声翻译中可能出现的误解。
《新财经》：新东方刚被BCG(波士顿咨询集团)评为“全球快速发展经济体本土50强”，你们将如何面对公司太过“本土”的倾向？
俞敏洪：我觉得在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越本土化就越适合当地实际。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赞扬。太过本土化也没事，中国民营企业都是很本土的。
《新财经》：面对新新航道等同类教育机构的竞争，您将如何应对？
俞敏洪：这些企业都是拿到风险投资后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新东方，他们绝对拿不到风险投资。尽管他们可能在某个点上会给新东方带来不利，但没有竞争对手，就会使我们失去活力。我希望他们能做大，能在美国融些钱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如果他们发展大了，做得比我好，运作能力比我们强，来收购新东方，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从善如流嘛。
《新财经》：那么华尔街呢？他们把店都开到您的家门口了。
俞敏洪：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收费比较荒谬，但还是有很多人去学，既然有人去，就表明市场有需求。我认为华尔街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人群，主要针对企业和白领，而非普通人群。
《新财经》：新东方经营模式有问题吗？
俞敏洪：有，我们的经营模式还很不成熟。现在是单一化教育，各个城市开学校，学校开教学点，但面对二、三级城市的竞争还很不够。新东方要发展成熟的连锁授权模式，还有其他领域的进入。比如其他领域都有竞争对手，我们如何进入是个问题。此外，我们进入新领域后，投入的资金和力量也不够。
《新财经》：除了这些，您认为新东方还面临哪些问题？
俞敏洪：首先是人才不够，现在有7000人了，但为新东方开疆拓土的人还很不够。真正站在前沿看国际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有眼光的人还很不够。
此外，我们太过谨小慎微了。上市两年，那么多钱没有扩张，一家学校也没买。别人是疯狂扩张，我认为有一个阶段一定是野蛮成长，野草重生。而我们是一棵杂草都不想有，这也是有问题的，表明你的土壤不肥沃嘛。
《新财经》：能否介绍一下新东方今后的发展战略和拓展方向？
俞敏洪：以非学历培训教育为主体，包括英语培训、汉语培训、职业教育培训、幼儿园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现在各领域我们都进去了。
新东方英语培训已经是个大哥哥了，大哥哥长大了，我还想生几个小弟弟，让大哥哥带着几个小弟弟成长。当然，大哥哥还得继续成长，他们还要结婚生子。
